春天里的探望
——记周宁一中原校长宋宗荣
文/李家宁
一
一九八三年夏天，我高考失利，前途未卜。在那个补习机会稀缺的年代，是宋宗荣校长打开了周宁一中的门，让我重新有了读书的机会。后来我的档案名字阴差阳错变成了“赵连升”，但那份知遇之恩，永远属于宋校长。八十年代初，高考录取率极低，像宋校长这样的基层教育者，用自己手中的那点权力，默默地把有限的教育资源倾斜给最需要改变命运的人。没有文件要求，没有考核激励，只凭良知。那是八十年代特有的温度：物质匮乏，人心却有暖意。
走进周宁一中，宋校长的身影便印在了我心里。他身材修长甚至略显瘦小，却精神抖擞，目光如炬。他在老师中威望极高——那不是下级对上级的客气，而是一个战士对将领的信服。他治校不怒自威，从不大声训斥，但所有人都知道在他面前不能马虎。最让我感念的是他对师生文化生活的体贴：每周发放电影票，在那个娱乐匮乏的年代，那是我们最期盼的精神盛宴。《骆驼祥子》《人生》……看完还要写观后感。他把娱乐和教育缝合在一起，我们却浑然不觉。多年后我才明白：真正的教育者，从不把“教书”和“育人”分开。
二
强将手下无弱兵。地理老师讲气候带，不只是背纬度记温度，而是把整个地球的呼吸讲给我们听——“大气环流是有生命的，它在地球上循环往复，就像人的心跳。”那一刻，我是在触摸这个星球。英语老师极为敬业，每天早晨六点到教室板书英文让我们晨读，批改作文每错必改、每篇有评语。他说：“英语不是背出来的，是‘用’出来的。”语文老师学识渊博，从词性到句子成分再到篇章结构，层层递进；讲修辞时拿作家作品当手术刀，一句一句解剖。我后来在福建师大读中文系，很多课程竟觉得“不过如此”——因为在一中补习那年，语文老师已为我打好了底子。
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？今天的教育评价体系有各种指标、量表、荣誉称号，但八十年代的一中，老师们几乎没有什么“科研成果”，他们靠的是两条：有真学问，肯下笨功夫。学识渊博是底气，兢兢业业是底色。宋校长的高明在于，他懂得信任是用一个人最好的方式。他从不过问老师怎么教，只确保每个人都在认真地教——就像一个好指挥，不替乐手演奏，却能让整个乐队奏出最强的和声。
三
说说我自己吧。那一年，我像一块干透的海绵被扔进水里。上学期插在理科大专班补数学，下学期回到文科补习班。我不是天资聪颖的学生，但我肯拼命：每天凌晨五点起床，晚上十一点才睡，除了吃饭上厕所，所有时间都在读书。数学弱就一道一道地做，错题抄在本子上反复练；文科靠记忆，就把课本背了三遍。一年努力换来高考提升七十多分，我考上了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。消息传来那天，我没有狂喜，只觉得一股热流从胸口涌到眼眶——宋校长那双瘦削却有力的手，把我从泥沼里拉了出来，然后放手让我自己去跑。
大学毕业后，我回到教育岗位。杨源中学、政和二中、政和一中，几十年教书生涯，我评上中学高级教师，获廖俊波书记表彰的“政和县十大名师”和“南平市优秀教师”称号。我教过的学生里，有北大的李海靖、浙大的刘嘉斌，还有吴苏鑫、黄子元、吴妙垚、许徐龙、范伟楠等一批学生，如今已成为市、县、乡镇的重要骨干。每当听到他们的消息，我都会想起宋校长——如果当年不是他给了我那个机会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，而是点燃一把火。宋校长点燃了我，我又去点燃我的学生。这把火传了四十年，越烧越旺。
四
写八十年代的记忆，不能不写那个年代的底色。那是改革开放初期，整个国家都在从禁锢中苏醒。高考制度的恢复，像一声春雷，炸醒了无数沉睡的心灵。对于像我这样的农家子弟，高考是唯一的出路，也是唯一的希望。
那时候的苦，是今天的孩子难以想象的。
我和一位同学借住在车站食堂。说是“住”，其实就是食堂后面的一间小屋，四面透风，冬天冷得像冰窖。每到饭点，我们一边扒着饭菜，一边守着那台黑白电视追看《霍元甲》。“昏睡百年，国人渐已醒……”每当主题曲响起，我们都会放下筷子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方小小的屏幕。剧情高潮处，我们拍案叫绝，热血沸腾。那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，那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写照——沉睡的中国正在醒来，我们这些年轻人，也想做那个“醒来”的人。
晚上，我们借宿在别人家的新房里。那是村民刚刚盖好的房子，还没来得及装修，只安了一张床。我们就睡在那里，四面白墙，头顶一盏昏黄的灯泡。冬天风从墙缝里灌进来，我们把所有衣服都盖在被子上，还是冷得发抖。但那间空荡荡的新房，在我们眼里是温暖的——因为它意味着“新”，意味着“开始”，意味着一切都可以从头来过。
这种苦，放在今天，会被很多人叫作“苦难”。但我不愿意用这个词。因为苦难是被动承受的，而我们当时的苦，是主动选择的。我们选择吃苦，是因为我们知道，吃过了这些苦，就会有甜。那种将希望握在自己手中的感觉，是八十年代特有的精气神。
宋校长就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一个缩影。他瘦小的身躯里，装着一颗强大的心脏。他不抱怨，不诉苦，只是埋头做事。他知道自己改变不了大环境，但他能改变这所学校的风气，能改变一个个学生的命运。这种在有限条件下争取最大可能的实干精神，是那个年代最宝贵的遗产。
五
今年正月初三，寒意未散。我专程打车去镇前洋头村——去看望宋校长。
他已经九十几岁了。
一路上，我心里忐忑不安。四十多年过去了，他还认得我吗？他还能说话吗？他的身体还好吗？
车到村口，他的儿子宋毓宁与儿媳张新美已经在那里等着了。看到他们，我心里一暖。“来了啊”——就是这么简单的三个字，里面有老友重逢般的温暖，有亲人相认般的自然。
我急切地走进房间，坐在床边，握住了宋校长的手。
九十几岁的老人了，手劲竟然还很大。
那一握，我心头猛地一震。依然是当年那位精神抖擞的长者，那股韧劲还在，那种力量还在。岁月可以让他卧床不起，但夺不走他骨子里的刚强。
他一脸慈善红润，神情淡定。虽然卧病在床，眉宇间却没有一丝衰颓之气，反而有一种见过大风大浪后的安详。他看着我，那双眼睛已经不如当年矍铄，但目光依然清澈。我知道他在看我，在辨认我，在想这个人是当年哪一个学生。
我凑近他，大声说：“宋校长，我是李家宁，当年您让我进一中补习的，我考上师大中文系了，后来也当老师了……”
他微微点头，嘴角动了动。他没有说很多话，但他的手始终握着我的手，没有松开。
我们合了影。照片里，他躺在床上，我坐在床边，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。这张照片不漂亮，不精致，但它承载了四十年的重量。
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：教育的回报，不是分数，不是文凭，不是任何可以用数字衡量的东西。教育的回报，是一个人长大之后，在某个春天的午后，专程去看望另一个老人。四十年过去了，我依然记得他，依然感激他，依然想见他一面，再握一握他的手。
他没有多说什么，我也知道不必多说。
他记得我。我也永远记得他。
六
如今数十年过去，宋宗荣校长的身影依然清晰如昨。
他给予我的，不仅是一个补习的机会，更是一份改变人生的信任。在那个年代，一个校长的决定，可以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。他用自己瘦削的肩膀，扛起了一个又一个像我这样的学生的未来。
我常想，什么是好的教育？好的教育不是把学生送进名校，不是制造多少“状元”，而是让每一个学生都感受到：有人相信你，有人愿意为你打开一扇门。
宋校长就是这样的人。他话不多，但每一个行动都有分量。他身形瘦小，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无比高大。
愿宋校长康健安泰。
愿这份师生情谊，如那年黑白电视里《霍元甲》的旋律一样，长久回响在心里。
也愿所有像宋校长一样，在基层默默耕耘的教育者，能够被看见，被记住，被感激。
因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根基。
2026、5、31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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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6-5-31 00:16:34
